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并担任临时大总统。他曾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当年代表希望的这个称号，几十年后却成了两岸统一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早在1901年元旦，孙中山就向东京学界和国际社会宣布，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将是新国号，1906年同盟会也认可了这一主张。1916年，他解释说，“民国”与“共和国”本质一致，用“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的意义更积极、更鲜明。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晚清秀才朱峙三在武昌看到，军政府气象焕然一新，街上挂了五色旗，人们见面改称“同志”。可他正月初一回乡下拜年时发现，乡人、族人都不知道有民国，见到剪了短发的人还侧目而视。 但光有口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当时南京政府账上只有不到10万银元，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孙中山找日本借钱，日本要拿铁路、矿产主权作为借款条件；找英国借钱，英国公开支持袁世凯，拒绝借款。最后靠华侨捐款和几家外资银行的小额贷款，勉强撑了一个月。 北京的袁世凯根本不承认南京政府，1月2日他通电表示反对，说皇帝还没退位，哪来的什么民国。当时北洋军的炮兵用的是德国克虏伯厂的新式大炮，革命军却连步枪都配不齐。孙中山很清楚，光靠南京的一点兵力推不倒袁世凯，于是在1月中旬给袁世凯发去密电：只要他能让清帝退位并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 2月12日，在中国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终于结束。当时溥仪才六岁，隆裕太后没什么政治经验。袁世凯派赵秉钧和梁士诒去施压：如果不退位，北洋军一旦撤走，革命党打进北京，就没有什么皇室优待条件了。最后隆裕只能同意。 《清帝退位诏书》里有一句话特别关键：“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句话是袁世凯让人加进去的，用意很明确：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但必须把整个疆域完整地交给中华民国，不能给列强搞分裂的机会。如果没有这句话，西藏、蒙古、新疆这些由清朝纳入中国版图的地方，在法理上就会出现漏洞。 3月11日，南京参议院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实行责任内阁制。这是革命党人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所做的制度安排。但袁世凯手里有十几万北洋军，枪杆子不交出去，一纸约法很难真正管住他。 4月，邮票上的“大清邮政”换成了“中华民国邮政”。寄一封信，盖的邮戳不再是宣统年号，而是“民国元年”，这是普通人能直接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 此后几十年，这个称号的命运几经转折。1946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首次将台湾省纳入中华民国领土。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失败后退到台湾，仍然高举“中华民国”的旗号，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 为了证明“正统”地位，蒋介石撤离大陆时还特意带走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第63代天师张恩溥和章嘉呼图克图，想借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为自己背书。 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继续沿用这一称号，以巩固在台湾地区的统治。 之后，这个称号被越来越多地拿来为“台独”服务。李登辉表面上高举“中华民国”的旗号，1999年却抛出“两国论”；陈水扁喊出“一边一国”，后来又推动“中华民国（台湾）”的说法，虽然只加了两个字，意义却大不相同。 从法理上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已被取代，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个称号在台湾地区已经存在多年，直接不予承认，可能会让许多台湾同胞心里不舒服。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统一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兄弟同心。台湾地区当局如果继续抱着这个称号对抗统一，只会进一步伤害两岸民众的感情。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