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的那次罢课，曾让当局措手不及：一贯对政治冷淡的南斯拉夫年轻人，突然不冷淡了。五十八年后，同样的“突然”再次发生，只是这一次，桥的那一头不再只是抗议，而是一个正在被走进去的、尚未命名的未来。 《地下》 5月2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从1955年建交至今，塞尔维亚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在经济、技术、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展着密切协作。而此次武契奇的来访，让这个巴尔干国家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作为前南斯拉夫最核心的继承国，塞尔维亚继承了那片土地孕育而出的勇气、热情与蓬勃的生命力。在新书《废墟是一座桥》中，作者柏琳这样写道：“从我和塞尔维亚人交往的这四五年来的感受看，塞尔维亚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听话。”桀骜不驯，是这一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淬炼而成的最鲜明的个性。 回顾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塞尔维亚人民曾两次揭竿而起争取自治，凭着向死而生的决心，最终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并“成为南部斯拉夫人团结的中心”。 与此同时，“对于自由的热爱让他们无法接受任何来自中央的真正意义上的规训”，桀骜不驯的民族个性也让塞尔维亚在随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上走得异常艰辛。 在《废墟是一座桥》中，柏琳将八年行走经验与历史中心事件深度结合，为我们还原了巴尔干半岛的历史面貌。而其中，对塞尔维亚历史的梳理与读解，成为了我们在今天深入理解这一民族乃至前南斯拉夫复杂历史格局的重要入口。 下文摘自《废墟是一座桥》 柏琳 著 01 在帝国夹缝间生存 18世纪后，巴尔干半岛成了欧洲列强竞争的舞台，俄国和奥地利都把巴尔干看作囊中之物。作为彼得大帝对外扩张政策的继承者，俄国开始插手巴尔干事务。而自从奥斯曼占领塞尔维亚起就对土耳其看不顺眼的奥地利，终于有了一个“盟友”可以共同攻打奥斯曼。不过这对同盟水火不容，均以称霸巴尔干为目标，也别指望它们能真的拯救塞尔维亚。 1782年，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秘密达成了瓜分巴尔干的协议：奥地利拿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黑山和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其余地方都归俄国。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1787年俄奥联手攻打土耳其，奥地利邀请塞尔维亚加入军队，北部爆发起义，塞尔维亚人拿起枪杆，天真地以为奥地利主子要帮他们推翻土耳其人了，结果自然大失所望。 在英法的干涉下，奥斯曼免于覆灭。根据战后条约，塞尔维亚得到一纸赦令和某些形同虚设的公民权。这次事件给予塞尔维亚人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奥地利皇帝不可信任，民族解放的重任只能靠自己。 《流浪者之歌》 1788年奥土战争后，奥斯曼帝国持续衰落，对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采取怀柔政策，但为时已晚。随着土耳其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势力愈加强横。中央加地方的双重横征暴敛和苛捐杂税，把农民逼上绝境，他们流落他乡，逃往深山，躲避当局的压榨。 在土耳其的暴政下，出现了两类“绿林好汉”：一类叫“哈伊杜克”，在山区和丛林活动，以抢劫过路的土耳其商人为主；另一类叫“乌斯科克”，是逃到海边的难民，他们拥有船只，经常乘船进入土耳其领土进行抢劫。 这两类法外之徒的出现，不仅是土耳其暴政的恶果，还具有复杂的政治反抗特点。在随后的塞尔维亚起义中，这些尚武勇猛的流民成了骨干力量，被人民当作反抗的战士。 塞尔维亚作为奥斯曼的边陲行省，此时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从前土耳其的精锐部队加尼沙里近卫军，也就是土耳其人用“血税”制度征召而来的斯拉夫人军队，摇身一变，成了迫害斯拉夫同胞的祸害。尤其在贝尔格莱德，驻守的近卫军成为地方一霸。土耳其当局决定把他们赶出贝尔格莱德，但近卫军很快卷土重来，在当地进行恐怖统治。苏丹无力镇压。 近卫军无恶不作，为了自己的权力，杀死贝尔格莱德的穆斯塔法帕夏，因为他同情基督徒，被誉为“塞尔维亚之母”，是在塞尔维亚统治过的最好的帕夏。为了驱赶近卫军，塞尔维亚人慌不择路，甚至开始联合他们认为善良的土耳其老爷，发动反抗近卫军的起义。 事情越发失控。近卫军先发制人，于1804年1月底开始“屠杀克奈兹”，即屠杀塞尔维亚经过民选的地方首领，从而镇压塞尔维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短短几天，就有150多名克奈兹被杀。 《地下》 塞尔维亚人害怕再不反抗就要都被杀光，军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也就是说，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爆发的原因，是反抗奥斯曼近卫军的屠杀，是为了自卫，最初还不具备民族独立的意识。 故事翻开激动人心的一页。有人说，塞尔维亚起义的事迹就像一首史诗，它的历史散落在民间故事中，而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作卡拉乔尔杰的猪贩子。 这位1804年塞尔维亚起义的中心人物，名叫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由于他一头黑发，人称“黑乔治”。 他曾是1788年奥土战争中塞尔维亚志愿军的一个军官，是个粗鲁又单纯的巴尔干农民。如若生在和平年代，他本可以靠着生猪买卖过一种宁